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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从瓷器开始(3)

发布时间:2018-01-11 16:35  来源:凤凰网   浏览量:



  读书周刊:如今,也有很多其他有关描写、阐释瓷器的著作,《御窑千年》与这些著作有什么区别?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阎崇年:我的《御窑千年》被读者称作是“简明中国瓷器文化史”。我是以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论,来思考、研究、撰述近千年御窑瓷器历史的。 
  它既是书稿,又是讲稿,力求言出有据,所举瓷器有本,同时以文化为主线,尽量通俗易懂。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要努力追求“四个明白”:一要“学明白”,就是自己要把讲的内容弄明白,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二要“写明白”,自己心里明白,不一定能用文字表述明白,所以文字要尽量写明白;三要“讲明白”,写明白不一定能讲明白,要力求讲得雅俗共赏,事理圆融;四要“听明白”,就是自己觉得讲明白了,但观众、听众往往没有看明白、听明白。作者应当细心体察,用心琢磨。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提到,在帝制时代,建筑、舟车、武备、器物等主要制造者是工匠。《说文解字》 说工匠:“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匠,木工也。从匚、斤、斤,所以作器也。”工匠是既重规矩、又巧成器物的人。良工巧匠,尤为难得。瓷器由能工巧匠打造,是否也说明了中国是有工匠精神的? 
  阎崇年:御窑瓷器是工匠和民间的、宫廷的艺术家共同烧造的。我在《御窑千年》中说过:“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是中华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一个弊憾。为什么中国近世落后挨打,割地赔款,备受欺凌?原因之一,就是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从本质讲,瓷器是工匠烧造出来的。景德镇有句民谣:“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能工巧匠,烧造成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精美瓷器,不仅创造了历史,也为中国文明增添了光华。 
  工匠精神,人人可学。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唐英,被从内务府派到景德镇御窑厂,先任协理督陶,后任督陶官。他以内务府员外郎的官职,在47岁那年,到了景德镇御窑厂。“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就是说:唐英闭门谢客,不应酬、不唱和、不访客、不出游;放下架子,与工匠同吃饭、同劳作、同聊天、同休息;钻研业务,学窑务、学管理、学技术、学瓷艺;最后成为内行,会制胎、会釉料、会彩画、会窑火。唐英在窑务二十余年间,主持烧造上百万件瓷器,工艺精美,难度极大,创造了中国瓷器史上一座高峰、御窑史上一个辉煌。 
  读书周刊:品味官窑瓷器,可以看到工匠精神的传承,透视器物背后的兴与废、了解御窑生产的进与退。 
  阎崇年:我觉得应当从千年御窑历史中,学习和体会创新精神。我们身处一个新时代,处于经济、文化、科技领先的新时代。就瓷器的烧造而言,从唐代的秘色瓷,发展到宋代通常说的五大名窑――汝、哥、官、钧、定,实际上还有福建的德化窑、建窑,陕西的耀州窑,江西的景德镇窑等,都对陶瓷历史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后,元代青花瓷,明代斗彩、五彩,清代珐琅彩、粉彩等,一直在发展,不断在创新。所以,我在书中强调:“御窑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创新,既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正如《大学》开宗明义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由此,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精美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精华是“新”。

【责任编辑:李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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