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融智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打铁必须自身硬。企业转型升级不仅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凤凰涅槃”，更是企业适应生态变化、以变应变、适者生存的举措。而要实现转型升级根本上来源于企业的内驱力，融智创新便是它的发动机。

（一）融智创新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不少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中的矛盾爆发出来，原有的发展优势渐渐消失，它们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就是这样的例子，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也一样，它们都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所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正是总结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一些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包括了“三座大山”，它们分别是：第一，“发展的制度陷阱”；第二，“社会危机陷阱”；第三，“技术陷阱”。

1、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跨越“制度陷阱”

已经或正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在它们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不一定经历了传统制度的激烈变革阶段，而可能还保留着较多传统社会的特征，传统势力和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还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些特征和势力往往在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山区、边缘地区表现得相当顽固，它们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也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

除了土地问题以外，发展的制度障碍或“发展的制度陷阱”还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传统组织和氏族、家族势力根深蒂固，阻碍了市场化的持续推行，地方政权大多数受到这些势力的操纵，成为大地产主或种植园主的工具，地方政府官员成为大地产主或种植园主的代理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广大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难以建立。

第二，这些国家中，传统社会的限制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的收入增长率大大低于城市的收入增长率。农村购买力普遍低下，造成内需不足，限制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行，市场化步伐受到严重限制。

第三，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财政的支持。然而在这些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受阻，财政通常十分困难，形成了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率低下交替的恶性循环。

第四，在这些国家，肩负着支持经济发展重任的金融业，其发展通常是畸形的：一方面是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是资本严重不足，高利贷盛行。造成这种畸形金融状况的制度障碍主要是金融机构或者被外资控制，或者被官僚和权贵们控制，民间金融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第五，在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还在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被严重阻塞了。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主要是制度性的问题，可能和垄断的存在、利益集团势力强大，以及社会上种族歧视、身份歧视、宗教与文化歧视、性别歧视等有密切关系。

如何克服发展的制度障碍？如何避免落入“发展的制度陷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唯有通过对传统体制的改革才有出路。这里包括对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从制度上消除各种歧视。

然而，深化改革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阻力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改革拖得越久，利益集团的力量越来越强，改革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

2、妥善处理“社会危机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遇到失业和通货膨胀难题，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危机陷阱”。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业压力始终是存在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中的青壮年，包括农村妇女在内，走出农村寻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更早离开农村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的人产生了示范效应，会吸引更多的农村青年向往城镇，不断走出来，求职人数超过城镇的就业岗位数，所以就业成为城镇不得不面临的巨大压力。

同样的道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需求增大，财政支出增大，便有了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由于土地、原材料、燃料等供给紧张，房地产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又有了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加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同国际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它们越来越卷入全球化的浪潮，所以无论从商品流通渠道看，还是从资本流通渠道看，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发展中国家国内民怨增长，使公众增加了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对执政党的不满。

如果发生的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或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那就会同失业交织在一起，形成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滞胀”。“滞胀”必将使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受到打击，更重要的是使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愤怒、绝望，“社会危机陷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3、融智创新突围“技术陷阱”

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经济停滞，摆脱不了困境，也同技术上难以有重大突破有关。他们认识到，如果技术上没有重大突破，缺少融智创新，缺少产业升级，缺乏技术先进的优势产业，那就难以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过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之间的门槛。但在这方面，他们往往无能为力。为什么？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必须同资本市场创新结合。如果缺少这种结合，这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已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要想在尖端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这种情况就是“技术陷阱”。

要知道，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尖端人才不足是一个重大短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是由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通常缺乏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所以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被埋没了，受压制了。二是由于工资待遇、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和工作环境等的影响，不少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人才不愿回国工作，而愿意受聘于国外，留在国外长期不回。三是本国培养的人才受到同样的诱惑，流向国外。

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尖端技术领域和产业升级方面有巨大困难，是由于本国的资本市场发育不全。简单地说，那里的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金融专业人才不足，金融监督松弛，腐败丛生，投资者望而生畏，把创业投资视为畏途。

这些国家的富人尽管拥有较多的财富，但从来都把持有不动产看作是首要目标。即使从事实业投资，也一直把采矿业、建筑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重点，很少涉及风险较大和自身又不存在优势的先进技术设备制造和新兴产业，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并无把握。

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从来都要依靠较完善、较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来为技术创新的开展与推广发挥融资作用。然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如上所述，既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又由于富人作为投资主体不愿涉及风险较大的行业，所以不仅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而且高端技术、自主创新、新兴产业也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富人作为投资主体，太急功近利了，只想迅速获得暴利。如果股市看涨，他们常常带着投机的想法，大量涌入，增加资产泡沫；一旦股市看跌，他们又匆匆撤离资本市场，造成资本市场无声无息，不起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发展中国家一直缺乏有战略眼光、有志于振兴民族经济的企业家，即缺乏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关心改善资本市场的现状与投资环境建设，使得资本市场既先天不足，又在后天上缺乏政府的关注扶植和必要的法制与政策干预，这样资本市场也不能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编辑：刘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