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认知：行为、神经、基因等底层管理科学研究与应用进入新阶段

随着生理、心理实验技术与手段的进步，管理者对人和组织的科学认知深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从行为到神经，乃至到基因的研究成果和应用，进一步加深了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行为规律的认知。这使得组织与个人管理绩效的提升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通过经验和抽样统计分析而预测客户行为、分工协调员工组织行为来提升组织绩效的惯例。加上机器学习、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认知技术的迅猛发展，组织绩效的改进机制势必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6、中国式管理：来自中国企业管理体系的全面崛起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在三重变革中崛起。即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变革；从区域运营向全球运营的挺进；互联网革命的兴起。这种特殊的情景加之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积淀和有机更新，使得源自中国的全球性公司以及各种隐性冠军企业以极其独特的方式自立于世界企业之林。中国企业在全球500强的强势崛起，在西方人开始刮目相看的同时，亦让人感受到东西文明的冲突和融合所产生的成果，让人目眩，亦让世人纳闷。

（五）中国“和合”管理创新将引领未来

“和合”式创新是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适用现在与未来、属于中国贡献的企业现代管理理论与模式。同时，它也是世界的。是一种刚柔相济、智者求同的共建、共享、共赢的战略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创新模式与解决方案。

和则成体，合则聚势。和合式管理创新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确立国际化境界、打造全球化思维与塑造世界名牌，也将“普度众生”，为全球企业和企业家提供可借鉴、多视角的企业治理与企业家创新的启示。

1、《管子》及中华先哲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和合式管理创新的启迪

《管子》是最早对“和合”概念作出论述的著作。据《管子·兵法》（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篇记载“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漕，诺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其意是说，用道引导民众，民众才会协调，用德教育民众，民众才会融洽。民众协调融洽、齐心协力、和睦团结就是和谐。做到了所有方面都是和谐的群体，是坚不可摧的。《管子》明确地指出了和谐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故“和则能久”（《白心》）。

《管子》通过人本化立意、人性化与制度化管理和伦理化的揭示，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和谐管理系统和一种具备内在统一性的和谐管理文化。该管理文化具有特有的生命力和实用性，为现代企业和谐管理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性资源和德性资源。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教科文总部演讲中所言：“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人本化管理是和谐管理的核心，人性化管理是和谐管理的起点，制度化管理是和谐管理的保障，伦理化管理是和谐管理的内化。四者共同构成了《管子》全面和谐的管理体系。《管子》的和谐管理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资源和精神动力。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所言：“管理愈是能运用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就愈能取得成就。”相信在我们今天和谐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如果能弘扬《管子》和谐管理的思想，并将其融入“互联网+”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生态中，形成新时代和谐管理的升级集成版——“和合”管理，将有助于我们理顺各种关系，有助于我们协调各方利益，有助于我们求解不同国家间、不同企业间以及不同团体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和谐企业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2、“和合”式管理创新的诞生及其背景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合作与发展共进的全球化背景下，渐进改革，稳步开放，一路披荆斩棘，继往开来，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今天的人口红利已不在，要素成本普遍上升，中低端产品出口受阻，经济放缓，潜在隐患开始显现。中国经济如何软着陆？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性发展？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和合式管理创新呼之欲出、顺应新时代，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和合式管理创新的诞生有三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中华优秀文明的传承与重焕生机，先哲们所倡导的“大同世界”、“天人合一”思想；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三是笔者早年在《长盛力——缔造富有灵商的管理文化》中所提出企业战略演进高级形态的“蓝天战略”的论断。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最为核心的，即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的传承。如前所述《管子》，还有北宋大哲学家张载认为人生在世上，就要遵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出自《正蒙·太和篇》）。“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用今天的战略管理的话语讲，“为万世开太平”是战略目标，而“仇必和而解”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选择。《管子》的主旨，集中体现在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的“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哲学的规律告诉我们人类是在矛盾中进步和发展的。因此，矛盾与创新密不可分。研究创新理论和种类时，发现了非常有趣的创新理论概念区分对比，有的辩证统一，有的充满矛盾。比如激进创新与渐进创新都能增强创新。

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滕森在其《创新者的窘境》论著里，详细地论述了持续性创新和断裂性创新。根据克里斯滕森的理论思想，如果新兴小公司掌握了某种能打破现有经济模式的新发明，就可以让任何一家大公司败下阵来。这种断裂性创新，使许多擅长持续性创新的大公司管理人员陷入恐慌。

在这些结构严谨的创新种类区分对比和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一对对“矛盾”的蛛丝马迹，矛盾与创新互相依存。

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改革开放至今，企业战略管理主流理论依然以西方、尤其是北美管理学派为主导。这和西方社会在企业发展实践以及世界近代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密不可分。战略管理理论并非孤立的理论体系，而是受到了西方哲学的思辨色彩、经济学的交易成本与博弈论和社会学的认知理论等多方面影响。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波特的竞争三部曲到普拉哈拉德的核心竞争力，战略管理理论发展不断向前推进。这种边界清晰，定量推演、动态博弈的理论体系，成为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核心并推广至其他国家。

“和合”管理理论的提出，是对以上理论范式的突破，是基于中华优秀文化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与自我创新战略取向的管理理论创新。

编辑：刘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