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和谐包容

《左传·襄公十一年》：“晋候以乐之牛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理想。早在先秦时代，古人即从乐律的和谐发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自然理性，并把它推进为“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社会理性，由此提出“德行宽容”的主张。

《易经》中的《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此言不仅告诫人们要有大地的包容性、宽厚性、容忍性，而且告诫人们要有负载万物的胸怀，不计较个人得失、个人恩怨，要有包容一切的高尚品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追求社会和谐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普遍社会理想，是各种文化中一种恒久共性的普世价值。在当今新时代，万物互联成为必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工智能、人与智能人（人工智能+人）以及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命运共同体等相互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不协调，需要人类以正视现实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去把控、去解决、去调适。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长盛不衰本质的挖掘。既反映了现代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内在需求，也体现了代表人类道德高地的新普世价值观。与此同时，在当前唯一超级大国强调“美国优先”治理理念的国际环境下，也反映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期盼，势必激起一种普遍的心灵呼应和关注。这是对国际单边主义抬头、以一己私利横冲直撞、目空一切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旧规、尚武主义的一种“太极式”否定。

和谐管理作为传承历史优秀文化与创造美好未来新文明的关键联接节点，是我们管理者在自主创新道路上需要深度挖掘与创新的时代课题。笔者认为和谐管理的根本问题首先是解决“人”自身的和谐。“和谐”是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形成与实现。它包括：身和、口和、意和、见和、利和、戒和。

从管理实践角度看，和谐世界理念与我们的外交基本理念一脉相承。中国外交的根基是独立自主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的提法来源于这一根基，同时又在此根基上有所发展。和谐世界要求各个国家、各种制度和各种文明之间不仅仅是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井水不犯河水，还进一步发展为和谐共存，增添了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等一些新的内涵，增加了各类国家和各种力量之间积极互动的新要素。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存，体现了中国外交理念既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又一脉相承。

5、“和合”式管理理论的特色

与现有西方管理理论体系相比，“和合”管理理论有以下五个主要特色。

其一，共生性。当组织面临决策时，“和合”式管理理论不强调极致取舍或走向对立与极端，而是强调共生与兼容。这样的思路无疑降低了竞争性、杀伤力，增加了合作的可能，尤其对于那些无法构建自身产业链平台、一时半会又融不进大企业、大集团价值链生态且缺乏显著资源能力的中小企业更加适用。就像附着在鲨鱼身上的寄生小生物一样，各取所需，都活得自在安逸。

其二，结构性。“和合”并不是简单的折中或“二一添作五”，而是通过对现有决策边界的解构，寻找到一种全新的无边界策略组合方式形成平台效应或生态效应。

其三，动态性。“和合”管理理论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具有动态性。“和合”理论特别强调外部资源为我所用与生态环境的共演共进共生。因此，对在“大政府—大市场”及持续改革、变化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充分体会到了“和合”理论体系的动态性。

其四，人本性。中国的人文精神历来强调人、家、国的一体性，强调“天下一家”，“天下为公”。对于优秀的中国企业家而言，企业是实现其理想和抱负的载体。因此，在“和合”式管理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企业家与企业本身交互重叠的哲学意境与思维逻辑，这是实现中国古代士商“执两用中”“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和人格基因。

其五，创造性。无论是具体形成还是背后的支撑能力，“和合”管理理论体系中的复合、联合、结合和相合都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性和创造性。

复合、联合、相合、结合的“四合”的规划与设计因行业不同、市场不同、企业不同具有极高的差异性。这一独特性常与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企业家创新等相结合，更需要企业家和管理者的灵商智慧、知识体系和执行能力的有机支撑。“四合”的落地与成效取决于企业的管理创新、团队精神、平台支撑等市场及企业生态的“和”力。这一创造性或创新性的“和合”为企业建立持久的内生性核心竞争力奠定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更为平台型企业成长为企业生态中的舵手企业、核心企业创造了条件；也为众多中小微企业成长为“隐形冠军”和创业企业立志成为“独角兽”指明了方向。

编辑：刘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