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区域结构不协调，产业转移存在盲目竞争。从1999年开始，中国陆续出台了针对全国各区域的战略规划，如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等区域发展战略。随后，国务院又批复了各地各区域的发展规划，加快了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和影响。除此之外，在改革开放后首先推行的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为全国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促使了新常态时期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形成。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有条不紊地进行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区域间恶性竞争问题严重，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移和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

6、第三产业比重值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中国经济在过去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整体呈现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现代化水平低，工业集聚程度较低、产业同构以及盲目扩张现象严重，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即第二产业产能过剩的同时第三产业的供给不足，两者并存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

上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内的产业转移与对接，是新常态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之举。

（四）从中国企业寿命看转型升级的迫切性

让自己所在的企业成为一家“百年老店”，这可能是绝大多数企业家毕生的愿景。流金岁月后，企业愈发历久弥新，依旧车水马龙、生机勃勃，这样的景象足以让每个管理者羡慕与向往。

虽然这一命题归属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事实是，不同国家与企业间的命运大相径庭。

1、中国企业在全球500强中的困惑

从1995年只有3家，到2017年有115家（其中105家内地企业）挺进世界500强之列。中国企业家充分运用改革开放的制度优势、老祖宗留下的资源优势和稳定的国家生态环境，通过企业家只争朝夕的快速响应和市场机会导向的多元扩张，使中国企业迅速做大，获得了与第二大经济体相应的地位。回头看，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中国企业和经济发展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

但是，在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发展的新常态时期，中国大企业遇到了新的挑战和困惑。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多而不新等问题十分突出。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收入增长率为7.63%，比去年上升7.66个百分点，利润增长率为3.18%，比去年下降3.14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企业500强收入增长率虽仅上升0.58%，但利润增长率却大幅上升6%。传统产能过剩，名优产品不足，技术创新乏力等因素制约着中国企业的持续成长。

企业的成长目标，包括三层九面：第一层是做大、做快、做多；第二层是做优、做强、做新；第三层是做局（战略布局）、做人（组织与文化）和做久。在前一个时期，中国企业在做大、做快和做多层面表现优秀。但是，如何实现做优、做强、做新的第二层目标，正在成为中国大企业的挑战。因此，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切实转型升级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主旋律。

2、中国企业生存寿命的特征

通过中国国家工商总局企业局、信息中心发布的《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可以看到，中国近五成的企业生存时间不足5年（截至2012年底，中国实有企业1322.54万户。其中，存续时间5年以下的企业652.77万户，占企业总量的49.4%）。报告还显示，中国企业存活时间呈现以下特点：

企业成立后3—7年为退出市场高发期，即企业生存时间的“瓶颈期”。2000年以来新设立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呈倒“U”型分布，即前高后低、前快后慢态势。企业成立后的3—7年死亡率较高，随后渐趋平缓，为企业生存的“瓶颈期”。

近五年退出市场的企业平均寿命为6.09年，寿命在5年以内的接近六成。

不同行业呈现类型化特征。综合分析企业出生率、死亡率在矩阵中的分布，其分散、聚合状况反映出不同行业成长呈现一定类型化特征。

多数地区生存危险期为第3年。即企业成立后第3年死亡数量最多，死亡率达到最高。

企业规模越大，存活率越高。企业存活率与注册规模呈正比的态势。大规模企业比小规模企业生存曲线较为平稳。

中国每年有近100万家企业倒闭，美国每年倒闭的企业大概为10万家，倒闭数大约只有中国倒闭数的1/10，若考虑到两个国家在企业总数上的差别，这一数字可能会更加惊人。

3、中国企业的生存“困局”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要短得多。其中，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5年；而在美国与日本，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分别为8.2年、12.5年。中国大公司的平均寿命是7到9年，欧美大企业平均寿命长达40年，日本大企业平均寿命为58年。在百年老店方面，中国的企业数量与悠久历史相比更是落后于发达国家。

从企业内部看，来自企业和创业者层面的主观性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难以跨越成长瓶颈，实现持续发展。

一方面，与欧美日相比，中国创业者存在先天的劣势与不足：欧美日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明显高于中国，创业者文化素质总体上高于中国，而且欧美日国家创业教育体系发达，大学普遍开设创业教育课程，而中国近年来才开始重视创业教育；欧美国家应用型大学占比高达80%，致力于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技术型人才，而中国大学教育普遍盲目追求学术型人才培养，多数大学毕业生既不精通学术也不善于应用，难以有效将所学知识与创业实践相结合；企业家应该是一群冒险者，能通过不断创新来应对不确定性，但中国创业者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理解、更谈不上尊崇企业家精神，而是心浮气躁、追星跟风、妄图一夜暴富的生意人，很难指望他们能带领企业走多远。

另一方面，中国新创企业自我成长能力欠缺，不足以支撑企业持续发展：中国新创企业大量集中于餐饮、批发与零售服务、低端消费品制造领域，这些领域门槛低、竞争激烈、需求变化快，创业者难以打造差异化优势以实现长期发展；持续创新是当前企业竞争的必然要求，但中国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创新意识，由于社会文化、成本等原因，不愿意进行创新与设备改造投入，企业产品与服务附加价值低，盈利空间有限，难以通过自我积累实现持续发展；受创业者素质影响，新创企业管理水平偏低，大量中小微企业内部管理混乱，风险管控能力缺乏；大量创业行为是出于短期盈利动机，机会驱动与逐利特征显著，企业缺乏长远发展谋划，不关注人员培训与生产、服务能力提升，不重视产品与服务品质改善以及客户关系管理，品牌建设与社会责任更是刚刚学步。如前一时期全社会所存在的一种“兴奋剂现象”：无论是学什么专业的毕业生，蜂拥而至的投奔与“金融”“地产”等“短、平、快”赚“热钱”“快钱”“大钱”的职业，抢到一个好口岸的房子出手就能赚到下半生的工资，做成一笔“过桥”融资就可支付一辈子养老成本的现象似乎成了“共识”。（此社会现象极大地助长了由利益集团所掌控的“影子银行”及各种名目的“金融服务”的泛滥）这必然使新创生态由“内需”变成可怕的“内虚”。

从企业外部看，不完善的企业发展环境，是阻碍中国新创企业持续成长的外因。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但与成熟市场经济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近些年，中国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体系逐步完善，不规范竞争行为大幅减少，但受执法不严与违法成本偏低等因素影响，市场秩序仍待进一步改善。激烈无序的竞争，诱使企业谋求通过不正当手段取胜，而不是致力于管理提升与技术创新；极少数企业通过不公平竞争手段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更多新创企业则倒在了不公平竞争环境之中，这一状况亟待改变。

编辑：刘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