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望春花事件对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理性思考

2009年7月24日，吉林省属国有企业通化钢铁集团近3000名职工集会抗议知名民营企业建龙集团入主，竟将后者委派、刚到任的总经理陈国军围殴致死，致使集团子公司通化钢铁停产11小时。近年来，东航停工事件、广东本田停工事件、富士康停工事件等经常见诸报端。尤其是在以富士康停工为代表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由于中国制造绝大部分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只能依靠低成本来竞争，导致员工工资和福利被故意压低和克扣，劳资冲突一再升级。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优势项目——劳动密集型产业要经历大的重组和洗牌。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因为不同利益诉求而产生的劳资纠纷，望春花的停工事件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一个典型案例。

望春花是由三家乡镇企业合并改制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上市，原来的主营业务是纺织业。停工事件始发于2004年4月，直接的导火索是公司决定以低于正常标准发放工人工资。综合多方面的信息分析，这次事件导致了上市公司生产部门完全停工，持续时间长达1年零1个月。而且并不是这家纺织企业经历的唯一一次停工。公告显示，其他地区的子公司也经历了多次工人停工、闹事，这些事件促使公司最终决定处置所有纺织业资产，专心发展生物技术。望春花的经历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中劳资冲突的一个缩影。望春花的停工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是劳资不和谐研究的典型案例。

停工使得企业的大股东、管理层和员工之间有了隔阂和不信任感，这种不和谐促使企业高层希望通过战略转型升级摆脱不和谐劳资关系对企业的束缚。望春花正是众多转型升级企业的一个缩影。这样的转型升级是长期和痛苦的，与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意识形态冲突、利益的纠葛等问题充斥其中，停工只是众多矛盾与冲突的一个集中爆发。

在中国从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实践走向灵活、以合同制为基础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加之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劳资纠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在短期内会对企业产生阵痛与惧痛，对社会还会产生不和谐的声音，但长期来看可能助推并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3、对企业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反思

早年，找市场不如找市长。如今真正的活路是在守法的情况下全力以赴把企业做好。假如脚步已迈入新时代，而脑袋思路还停留在旧时光，结局可想而知，只能问天：“时间都到哪去了？”

1）新型政商关系的时代命题

曾几何时，企业家找靠山成为商界相当普遍的潜规则，这背后的合理性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时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法制欠健全而违法成本低，公权力过大且与市场的边界很不清晰——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微观经济干预、参与过多，市场经济本身刚刚起步，政商关系不明白、潜规则盛行，贪腐官员和企业之间容易形成利益链，于是找靠山成为经商办企业的捷径，乃至形成常态；另一方面，对一些“超正步”的企业而言，如果没有权力的支持和庇护，在社会资源的获取上总会“慢半拍”，难以正常发展，甚至个别“不会转弯”的企业家还可能成为“黑打”的对象。因此，众多企业家习惯于此，不搞潜规则者似乎只占少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更是进一步助推了这种行为的“合理性泛滥”。

山东省原省长郭树清表示，过去制度不健全，法律不完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行政审批太多，企业有时不得不给政府部门和官员送礼，甚至是送钱送物。时任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钧2015年表示，因为政府垄断的权力太多了，资源都在他们手里，也不公开，不透明，所以逼得民营企业不得不行贿，搞潜规则。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称，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在一些领域出现了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变成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破坏了政治生态环境，败坏了社会风气。2015年，全国工商联就政商关系访谈550多名党政部门负责人、企业家和商会负责人，召开研讨会、开展问卷调查，将国内不健康政商关系的部分原因梳理为：政府干预市场过多过宽（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公职人员和企业家认为，“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是导致官商勾结的主要原因）。笔者本人早年在企业当老总时曾喻道：“政府的权力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企业家离得远了，得不到温暖，可能冻死；靠得太近了，把握不住距离，可能会被烧死。”公权力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行政执法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大，公权力行使缺乏有效信息公开和监督机制，法治规则不健全，办理的民商事案件中，来自方方面面的官员过问甚至干预的非常多。由于“上梁不正下梁歪”，加之法治缺失，监管缺位，潜规则替代了法治规则，导致不健康政商关系滋生蔓延。

找靠山名利双收的不少，较近的例子是魏新。2016年7月，中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一审获无期徒刑，其所涉包括：为魏新所在单位谋取利益，收受、索取魏新等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643万余元：魏新时任方正集团董事长。

2）拨乱反正，政商关系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据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15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报告》，触犯频率最高的10个罪名依次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04次）、职务侵占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受贿罪、行贿罪（67次）、贪污罪、挪用资金罪、合同诈骗罪、单位行贿罪（50次）、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行贿，对企业家来说是个高频罪名。

有研究显示，在以往实践中对行贿者往往处理偏轻、偏少，行贿者较容易摆脱追责。此轮全面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力反腐背景下则不同，法规进一步加强的同时，行贿者受到追责的力度大大增加，而且从严打击行贿的呼声很高，从严打击行贿势必会成为趋势。此外，十八大以来，即使未被追责，一些牵涉行贿的企业主被长期监视居住、协助调查等，对个人声誉、企业正常发展是很大的负能量，乃至“不死也脱半层皮”。例如，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财2015年3月起遭监视居住，其后企业发展陷入大危机。

中搜网络创始人、董事长陈沛表示：“我觉得政商关系肯定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依赖政商关系的商业模式，应该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具有极大的风险。”

编辑：刘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