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 夕

　　8月中旬，“箜篌行天下”音乐季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举办，17台箜篌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体验，200多人亲手拨响琴弦，10万余人线上观看直播。这是黄渤海新区第二年举办此项活动，2025年首届“海上‘声’明月”让沉睡千年的宫廷古乐重归大众视野，2026年“千年回响 山海和鸣”则完成了从初见惊艳到深耕厚植的跨越，“箜篌行天下”已成为黄渤海新区深化全民美育、推动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

　　无独有偶，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汉，自2012年起每年举办琴台音乐节。其中，立足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深厚传说，2015年第四届琴台音乐节便设立了古琴板块，古琴由此成为音乐节的保留节目，持续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多年的坚持让这座城市成为全国琴人向往的“高地”，古琴与“知音文化”也成为武汉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

　　一座没有箜篌出土文物积淀的新区，用两年时间把一个冷门乐器做成了城市文化IP；一座并非古琴制作重镇的城市，却成为全国琴人向往的“高地”。这些看似是文化事件，但从产业视角来看，当一件乐器与一座城市深度绑定时，对民族乐器行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这两座城市的实践，指向民族乐器发展的一条新兴路径。不同于江苏扬州、河北肃宁、河南兰考等地依托产业基础形成的传统“一城一器”模式，即先有产业集聚，后有城市品牌，黄渤海新区和武汉走的是另一条路：在没有显著产业积淀的情况下，以城市为舞台、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历史文脉为纽带，通过持续的文化运营，将一件乐器打造为城市的文化IP，进而反向为产业发展培育土壤、创造需求。

　　这看起来是一条更轻巧的路径，但它面临的挑战同样深刻。要理解这条路径的价值与局限，需要回到民族乐器产业更基本的困境中去。

　　回看民族乐器产业的基本盘，情况并不乐观。与钢琴等西洋乐器已形成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不同，民族乐器制作高度依赖手工技艺，品牌分散、标准缺失、人才断层问题突出。全国民族乐器生产企业数以千计，但规模以上企业占比不足10%，作坊式经营仍是主流。普通消费者分不清手工非遗琴与机器琴的区别，愿意为手工技艺付费的人少之又少。行业长期处于“有技艺无市场”“有作品无产业”的尴尬境地。

　　面对这样的行业困局，传统路径是“从产业端发力”，扬州、肃宁、兰考等地的实践表明，通过产业集聚、区域品牌和产业链延伸，可以有效提升民族乐器的制造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扬州280余家琴筝企业年产古筝65万台，占全国市场一半；江苏无锡梅村二胡占据全国中高端市场25%的份额；兰考从泡桐种植到乐器制造形成完整产业链，2025年展销商业街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而当企业集聚到一定密度时，行业协会、技术中心、检测机构便有了生存土壤。肃宁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乐器生产企业集群，建立“民族乐器研发基地”和“扬琴技术研究中心”，拥有发明专利30余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等龙头企业已实现二胡、琵琶、古筝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2024年，中国民族乐器大数据中心正式落户扬州，丝竹琴筝开始拥抱大数据时代。

　　但并非所有城市都具备这样的条件。黄渤海新区没有扬州千年的琴筝传统，没有兰考的泡桐资源，也没有梅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二胡制作历史。它拥有的是一座新城的公共文化资源和举办文化活动的意愿与能力。于是它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从消费端和文化端入手，先培育受众、创造需求、建立认知，再反向牵引产业的发展。

　　这条路走得通吗？黄渤海新区给出了初步的正面回答。两届音乐季，从学术讲座到雅集体验、专场音乐会再到线上直播，搭建起“学术科普—高端展演—山海雅集”的立体化传播矩阵。箜篌演绎《卡农》等西方经典乐曲，让观众用熟悉的旋律感知陌生乐器的魅力。近200人亲手拨响琴弦、10万余人线上观看，对于一个“沉睡数百年”的乐器而言，这本身就是从零到一的突破。更重要的是，黄渤海新区在第二届音乐季中启动了“箜篌全民美育计划”，从“让市民听到”走向“让市民学到”，逐步构建起人才梯队。没有传承基础的城市，正在用公共教育体系为自己的箜篌产业“从无到有”地培育第一代人才。

　　武汉琴台音乐节提供了另一种样本。它依托的不是“从零开始”的建设，而是“知音文化”这一深厚的文脉资源。伯牙子期的传说流传千年，古琴与“知音文化”早已是武汉的文化基因。琴台音乐节多年的坚持做的并非是“创造”，而是“激活”——将沉睡的文化记忆转化为持续的文化活动，将传说落地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在古琴台，展览馆陈列着大量珍贵的古琴文物与历史文献，讲解员为游客详细介绍古琴的制作工艺、演奏技巧及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演奏体验区则配备多张古琴，游客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尝试演奏，亲身感受古琴的独特韵味。从展陈到体验，古琴文化完成了从“被看见”到“被触摸”的完整转化。

　　不过，从文化IP到产业集群之间，还存在一个尚未被充分论证的转化链条，这也是这条路径最核心的挑战。以素有“中国琵琶之乡”美誉的吉林辽源为例，其发展的核心在于显顺琵琶学校在近20年里，搭建了从幼儿园至大学的全链条教学体系，累计为全国输送专业人才700余人，其中相当比例的人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顶尖院校。如今，辽源已将琵琶教学纳入幼儿课程，报考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并在长春、大连、青岛、深圳等地设立培训基地。一个县级市用教育体系撑起了全国琵琶人才培养的半壁江山。箜篌音乐季吸引了10万人次线上观看、200人亲手体验，却未必能直接转化为乐器购买量、学习人数和产业规模。一个观众被箜篌的音色打动，与决定购买一台箜篌、为孩子报名箜篌课程之间，隔着认知成本、经济成本和市场供给的鸿沟。箜篌目前仍以高端定制为主，产量有限、价格不菲，缺乏像古筝那样成熟的分层市场和普及化的教育体系。武汉古琴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知音文化”虽深入人心，但古琴的受众转化率、产业链成熟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文化IP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乐器，但文化产业需要的是可持续的消费闭环，从体验到购买、从聆听到学习、从欣赏到参与，这个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和资源的持续投入。

　　但即便如此，这条路径的价值不应被低估。传统民族乐器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不是“做得不够好”，而是“知道的人太少、愿意学的人更少”。特别是民族乐器品类之间还存在严重不均衡，古筝、二胡、琵琶、笛子受众广泛，而打击乐器、扬琴、中阮、中胡、柳琴等在民族管弦乐队中承担重要角色，却长期处于小众地位，部分乐器后继乏人。

　　市场逻辑天然倾向于热门品类，冷门乐器在竞争中日益边缘化。而黄渤海新区的箜篌、武汉的古琴，以城市之力打破了这种失衡。它们用文化IP的力量，让原本被边缘化的乐器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让原本没有传承基础的城市开始建立人才梯队，让原本“有技艺无观众”的艺术获得新的受众。

　　两条路径，一条从产业端发力，如扬州、肃宁、兰考；一条从文化端切入，如黄渤海新区、武汉。这两条路径并非孰优孰劣，而是适用于不同城市条件的不同选择。拥有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的城市，可以走产业集聚之路；拥有文化文脉和公共资源的城市，可以走文化IP之路。而真正理想的状态，或许是两条路径的交汇，黄渤海新区从文化端起步，未来能否培育出箜篌制作产业；武汉从文化端激活，未来能否形成更加成熟的古琴产业链，这将是检验文化IP路径最终价值的关键。

　　总的来看，民族乐器产业需要的不是单一的解决方案，而是多元的探索。“一城一器”的真正意义，或许不在于提供一种标准化模式，而在于揭示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无论是从产业端还是文化端出发，一件乐器都需要一个“可持续的、有资源的长期主体”来托举。当辽源的琵琶、梅村的二胡、扬州的琴筝、兰考的泡桐乐器从产业端走向品牌化，当黄渤海新区的箜篌、武汉的古琴从文化端走向产业化，这两条路径的最终交汇，或许正是传统民族乐器从“活起来”到“火起来”的真正路径。

编辑：李志远